专家意见：可考虑进行术前公正

针对“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引发的争议，谭华霖律师认为：“生命健康权是产妇的人格权，人格权不同于财产权，不存在转让和他人代替行使的问题。因此，由他人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医生让患者方面签署“知情同意书”对患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一定积极意义，也在程序上避免了一些医疗纠纷的发生。但是规定中“近亲签字”的部分也存在明显的漏洞：如果危重产妇已经昏迷不醒了，那么签字的还是她丈夫，这就难保会出现“先保小孩”的情况。

专家举例说：“上海的一个准妈妈突然难产，情况很紧急，但是丈夫在外地出差，女方的父母也不在上海，当时，医生立即通知了男方和女方父母。女方 父母立刻往上海赶，但需要大概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而医院却需要在一个小时内立即签字做手术，否则母子都保不了。当时在医院的只有男方父母，医生问男方父母 ‘保孩子还是保大人?’男方父母在未通知男方和女方父母的情况下，选择了‘保孩子’，结果，这位母亲不幸身亡，而她的孩子保下来了。”“也许这样的案例比 较极端而且并不多见，但只要出现一次，对于产妇本身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因此，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对高危产妇手术进行术前的公证是较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既可以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又能够消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 忧，使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专家同时提醒待产的准爸妈，如果产妇本身已经存在较大的安全生育风险，最好把这种决策提前商定好，在产妇身体、精神状态 较好的情况下签署知情同意书。

在母亲和尚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只能保全其一时应该如何抉择?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母亲的“生存权”大于胎儿出生的“出生权”。因为“出生权是生存权的延续。”“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问法也不是只有在中国才有，事实上国外许多国家也照此行事。

在美国，“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询问通常是在临产前进行的，在只能保全其一的情况下，由母亲来做选择。也有一些国家承认胎儿生命权的空间更大。

美国早期的判例则倾向于保护胎儿，法院经常许可强制输血，甚至许可为了抢救胎儿的生命不顾孕妇的反对实施大手术。

在意大利，参照《阿根廷民法典》的规定，把胎儿叫做“有待出生的人”，与“具体存在的人”对立。所以，胎儿的生命权得到了重视。

迪拜的法律则规定，如果母亲在车祸中误伤胎儿导致流产，需要被判处“误杀罪”。对造成胎儿死亡做出的罚款是造成一名妇女丧生的罚款的10%，大约为55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