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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建议将儿童防性侵纳入义务教育课程
0 新京报 2020年05月27日

CMS-style="font-L"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18px; padding: 0px; font-size: 18px; color: rgb(77, 79, 83); font-family: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5FAE软雅黑", SimSun, "\\5B8B体", Arial; letter-spacing: 1px; white-space: normal;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新京报讯(记者 应悦 吴琪 李宁远)近年来,多起性侵未成年人事件引起公众关注。今年两会,多名代表委员就未成年人性保护问题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的建议,是将儿童的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课程体系。

  “很多事情防不胜防,外面扎篱笆,不如把自己做得更强。”凌锋说。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宁远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宁远

  谈女童保护

  女孩、男孩都需要生理卫生课

  新京报:

  你是如何关注到女童保护这一问题的?

  凌锋:最早是因为一名孤儿学校院长在脑瘤手术前托付我照看他的孤儿学校,随后我就开始接触到云南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300多名孩子。2005年起,我为这些孩子专门设立了民族孤儿救助基金,开始投入到学校慈善救助工作。

  对于这些孤儿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父亲、母亲。因为孤儿学校有很多女孩子,所以我对于女童保护的问题就一直特别关注。

  孤儿学校曾经接收过一名遭受性侵的女孩子,当时她才6岁,被公安送来。学校校长给我描述过这个女孩子的情况,说她就像是惊弓之鸟,一直都特别害怕,浑身都在抖,不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男性。

  最初连把饭递到她手里都很难,老师只能一点一点把饭碗推到她身边,让她慢慢觉得你不会伤害她。晚上还需要老师陪着她睡觉,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孩才逐渐恢复。

  新京报:

  结合实际经验,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强女童保护?

  凌锋:以我们孤儿学校为例,我们会定期给女孩子讲生理课,另外还有心理咨询的地方。除了学校自己的老师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心理咨询,还有高校里的老师,在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点。

  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做男孩子的工作,对男孩子也进行性教育。我们有很多的志愿医生,其中有我在医院的同事,也都是男孩子。他们跟着我一起到孤儿学校去的时候,我会请他们给男孩子讲讲生理卫生课,怎么面对青春期的一些心理生理的变化,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变化。

  像我们这样的寄宿制学校,住宿环境也十分重要。男孩子和女孩子宿舍要截然分开,小孩子和大孩子也要分开。14岁以上的男孩子单独住一个小院,每天由老师们进行检查,保证按照要求住宿。

  谈女性权利

  医生这个职业 女性占比仍然非常少

  新京报:

  如何看待女性职业歧视这个问题?

  凌锋:仅从医生这个行业来看,确实有性别歧视这种情况存在。很多来我这里求职的女医生之前都有被拒绝的经历。我们科83个医生,70多个都是男性,但这个比例在全国已经算低了。全国的神经外科,女医生比例仅为0.4%。

  客观来说,神经外科这个专业有自身的困难性。一个是生理压力,一个是心理压力。

  生理压力就是说工作时间长。因为神经外科的手术难度大,手术时间长。我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时间长达36个小时。另一个是学习时间长,神经外科是所有学科中间训练时间最长的。

  心理上的就是指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很高,残疾率也很高。所以做手术的时候,一个生命在你面前,你的心理的压力是极大的。

  但这并不意味女医生的工作就做不好。我身边也有很多女性同事非常优秀。从我个人的经历就能感觉到,女性在社会中间存在多重性,在任何的一个工种中,女性都能做得很好,不应该因为性别受到歧视。

  新京报:

  为了争取权利平等,你做了哪些努力?

  凌锋: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在社会上呼吁,拒绝歧视。另一个方面就是女性要自强、自尊、自爱、自律,获得社会的尊重。

  我刚当医生的时候,就是当时骨科医生中间的唯一的女性。做神经外科也是神经外科医生中间的唯一的女性。后来我又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神经外科博士,也曾经担任过世界女神经外科协会的主席、会长。

  自从当了神经外科医生以后,就没有感受到别人对我的歧视,或者说是别人也不敢再歧视你了,因为你的成绩和努力是明摆着的。

  谈建议

  应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新京报:

  作为一线医生,疫情期间你做了哪些工作?

  凌锋:这次疫情使我对医生职业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疫情初期物资最匮乏、最艰苦的时候,我在微信上发起“支援武汉”群,协调各方资源支援一线。

  疫情扩大后,我就“尸体处理”“输入病例控制”“滞留武汉人员收治”“医院筛查流程”“急诊三级防护”“返京人员的集中隔离”“为医护人员请功和追认烈士”等问题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

  另外,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为武汉十家医院捐款共计100万,用于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持续募集医用外科口罩25480枚,已捐赠22480枚用于埃塞俄比亚爱菲医院疫情防控,拟捐赠3000枚至几内亚、坦桑尼亚、利比里亚、乍得、肯尼亚、加纳和冈比亚的防疫一线。

  还有就是组织线上问诊。1月24日,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联合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成立“中国志愿医生抗肺炎专家小组”,向民众提供免费电话咨询。1月26日,中国志愿医生联合39互联网医院,开启免费线上视频问诊。

  新京报:

  今年两会,你带来了哪些建议?

  凌锋:最主要的是3个建议。

  第一,建议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很多的事情防不胜防,外面扎篱笆,不如把自己做得更强。

  第二,建议完善网络儿童色情制品治理,我觉得只有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有利于孩子们的心智发展,对他们形成有力的保护作用。

  第三,建议提高法定性同意年龄。我从一名神经科医生的角度看,14岁的孩子心智发育还没有那么健全,在生理的愉悦之外,无法未知后续的风险。

  目前有170多个国家的性同意年龄高于14周岁。至于应该提到多少,我觉得法学家们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但是“性同意年龄”上调我很赞同。

  新京报记者 应悦 吴琪 李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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